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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另外从对内关系来看，基本权利的保护始终都应该是立法者所应该予以关注的重点。

[68]Cfr. Pierangelo Catalano, Populus Romanus Quirites, Giappichelli,Torino,1974,pp.108s. [69]Cfr. Riccardo Orestano, Il problema delle persone giuridiche in diritto romano,Giapichelli, Torino,1968, pp. 214ss. [70]Cfr. Pierangelo Catalano, Populus Romanus Quirites, Giappichelli,Torino,1974, p.114. [71]参见徐国栋：《罗马私法要论——文本与分析》，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页。所以，就其纯粹的形态而言，宪法只有王制宪法、贵族制宪法和民主制宪法3种。

说：城邦的ordinatio有6种……如果城邦由少数人统治，他们是因为美德被选出来的，因此来照管多数人的福利，这样的regime称为贵族制。确实，御前会议主要由卸任长官或现任长官构成。所以，用同一个词描绘两种现象，并不为过。西塞罗用多个拉丁词完成这一使命。3次（544、424E、449）用来表示宪法或政治体制，1次（424）用来表示国家。

混合制的还有克里特的宪法。但3种宪法存在混合的可能，西塞罗偏好综合3种宪法之优的混合宪法[84]并以constitutio一词名之。二 中国宪法学在过去十多年展开了又一波的学术洋务运动，转向西方民主国家去学习宪政建设的经验，也是在这一波拿来主义的学术潮流中，美国宪政登上神坛，被奉为模式和偶像，似乎人类宪政的历史已经终结于此。

在宪法学内，宪法学者经常奉为真理的是，宪法的司法化或司法审查是中国宪政的必由之路，但却很少反思这种宪政模式在现行宪法体制内的合法性或正当性问题，在此意义上，宪法成为了宪法解释者的道德许愿池，而宪政则成为革命者的特洛伊木马。请允许我在这里戏仿一下斯卡利亚大法官，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中国宪政所要实施的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也就是刚过而立之年的1982年宪法。美国现行宪法是1787年费城会议所制定的宪法，至今已经走过了两百多年的历程，这两百年的神话一方面构成了宪法信仰的源头活水，正如宪法之父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内所指出的，时间可以赋予万事万物以尊严。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5期。

换言之，中国宪政所要实施的是中国宪法，正如美国宪政要求解释的是美国宪法。列文森就将美国宪法比作美国社会的公民宗教，美国人相信或者愿意相信这部起草于1787年的宪法是我们的宪法，服从宪法就是服从我的意志，宪政也因此与民主自治得以和谐共存。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鹦鹉学舌的叙述，可以说我们的学习只是在追求形似而非神似，或者说我们只追求器物制度的接轨，而未能认真对待宪政生长的水土资源问题。不仅如此，这种实施应当是不折不扣的全盘落实，一个条款都不能少，而不应是根据某种法治理论推演出的选择性适用或者基于某种正义理论的道德解读。一 宪政就是依宪治国，仅从学术讨论的意义来看，这应当是一个所有人都能同意的概念，但在当下的政治语境内，这种人人都能同意的概念必定是抽象、空洞和苍白的。我们的政治心灵在一场文化内战中被撕裂，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我们虽然生活在同一个时空中，但却并非生活在同一个规范世界内。

有宪法学者将杰斐逊的这封信称为第二次独立宣言，这一次是独立于时间的宣言书。由此气候的影响，学界尽是为失败者的翻案风，为参差多态的杂多背书，以碎片化的叙事为美，因此中国宪政能否建设出坚实的文化基础，一定程度上在于宪法学者能否逆流而上，在政治文化中建构出有关宪政的整全历史叙事，而不再消费诸如宪法顶个球之类的段子，最终让我们的宪法信仰能够脚踏实地地落实在我们的现行宪法之上，为此，我们不仅需要送法下乡，还要教鱼游泳。在此可以说，美国宪政的根基就在于宪法信仰这一软实力。问题到此可表述为，美国宪政作为对先定承诺的信守，为什么在美国政治文化中没有造成死人之手的统治，反而形成了一种历时性的自治，答案就在于美国人民的宪法信仰，相信这一部起草于1787年费城会议的宪法仍是当下我们的法律。

也是在这种历史叙事中，在革命之后生活的每一代美国人才会相信1787年宪法也是我们的宪法，正是因为这部宪法是我们的，宪政才能成为法治和自治、根本法和人民主权或者宪法政治和常规政治的一种综合。如要对依宪治国的定义本身进行进一步的解析，我们或可以说，依宪治国，就是指国家的常态政治行为应当遵守宪法的规范约束。

在这样一个祖先污名化、道德扁平化、历史当下化和神圣世俗化的时代，世俗且量化的政治科学，后现代的杂多文化主义，以当下偏好为准据的经济学理论，由下至上的社会史新书写，早已成为学术界的潮流、主流、甚至学术的政治正确。但所谓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而我们的学习大都停留在邯郸学步的层次上，只是在追求套模式的形似：既然美国最高法院有权解释宪法以审查国会立法，那么中国的宪法也必须司法化或司法机制的实施，否则就是有宪法但无宪政。

有些学者可能会认为，为什么要强调常态呢，这是否隐含着承认在例外时刻，政治主体就不必遵守宪法规范，而进入一种无法无天或仅服从必然之法的状态，你这不是又施米特了吗。根据这种讲述，美国最高法院是美国宪政舞台上的主角，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是美国宪政故事的起点，九位大法官则是凭借一己之力挽救宪政的英雄。如果我们能摆脱法学者的思维习惯，而像人类学者那样去观察美国宪政的历史和实践，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宪政一以贯之的神就在于宪法信仰。而我们却要在一个文化革命后的时代去建设宪政，这是中国宪政建设所面临的根本挑战。在我们的宪法学开始发展出围绕中国问题的学术讨论时，所要做的并不是以标签化的手法去攻击那些自己不同意的学术观点，宪政的政治实践是要探索我们如何可以生活在一起，但宪法学却不妨让学术的各个流派隔离但平等地发展着。这一解析对我而言是在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但即便如此，仍可遭遇来自两个方向的不满。

但如果不能回答谁是我们以及什么是我们的宪法，那么宪政建设就只能是一个共识但各自表述而已。但另一方面，既然生活在今天的美国人并没有对这部建国宪法表示过社会契约理论家所说的同意，为什么21世纪的美国人要遵守一部18世纪的法典呢，这可以说是美国宪法理论所必须要回答的根本问题

理论界认为此种模式的优越性主要在于：符合人大制度的基本原则与体制。可被授权进行违宪审查等。

比如《立法法》第90条虽然规定了国务院等主体可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法规等合宪性进行审查，但并没有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受理申请的条件、审查期限、审查结果等方面作出具体的规定。由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身兼立法与监督二职，一般说来，它总是倾向于认为自己通过的法律是合宪的。

此外，还应借鉴其他法治国家的成功经验，扩大监督内容、丰富监督方式，使违宪的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和违宪的国家机关权力行为得到应有的纠正和制裁，使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切实保障。虽然依靠《立法法》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我国宪法监督体制的启动进程，但《立法法》构建的监督体制仍然存在极大问题。按照宪法第67 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因此，要改变现行宪法监督制度实效不够的弊端，有必要深入研究立法机关监督模式运行的细节。

（二）司法机关监督制。备案审查是按照既定的备案要求而进行的例行公务式的审查，不针对具体争议或异议。

还有人提出了宪法监督司法化的方案等。有关宪法监督的理论研究虽然很多，但在宪法监督的主体、程序、方式、监督对象等方面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论，许多问题还处于争论和摸索阶段，比如什么是违宪行为？违宪的主体范围包括哪些？如何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监督执政党的行为？ 可以说，现行宪法监督制度的主要缺陷在于：第一，在宪法监督主体方面，缺乏专门的监督机构。

其次，《立法法》没有规定完善的宪法监督程序，没有对宪法监督的受理程序、审查程序、处理决定种类、决定的效力等做出具体规定，故极有必要制定专门的宪法监督法律。第二，缺乏完善的宪法监督程序及相关规定，监督内容不全面，监督方式相对单一。

但全国人大既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享有宪法监督权。这些宪法和法律上的规定，为我国建立并完善宪法监督制度提供了依据，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宪法监督权提供了总的原则，并大致规定了宪法监督的范围、程序等。人大监督的广泛性与宪法监督的特定性不相一致。中国特色的宪法监督制度 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伴随着建国以来四部宪法的更替以及现行宪法的实践，在充分尊重现有政治体制的前提下，虽离学者们的应然性设计还相距甚远，但也初步形成了富有本土特色的复合型宪法监督模式。

其次，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既可对法律、法规进行事前监督，也可对其进行事后监督，但其监督均不以争讼案件的存在为前提条件。从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角度出发，法院在审判具体案件过程中如何适用宪法规范的问题也应得到理论和实践层面的重视和进一步研究。

第四，违宪制裁措施的制裁性或惩罚性不够强，使得宪法监督还缺乏应有的严肃性和强制性，从而大大降低了宪法监督的权威。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已有六十多个国家采用普通法院型的宪法监督模式，四十多个国家采用宪法法院型的宪法监督模式，只有个别国家如英国由于特殊的体制原因仍保持议会型的宪法监督模式。

毕竟前述《立法法》中涉及到的对法规、条例、规章等的审查严格意义上属于合法性审查而非合宪性审查，在监督程序上也尚欠具体，缺乏可操作性。一般而言，广义的宪法监督是对宪法的实施活动实行全面的监督。